善意的背叛

　　本片由英格玛·伯格曼编剧，剧情改编自伯格曼父母的婚姻故事。其母安娜原是富家千金，偶然认识了贫穷的哲学系学生亨利·伯格曼，执意要嫁给他，不惜违背母亲的旨意。但她前往亨利的故乡结婚之后，才发现地处穷乡僻壤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美好，此时她才回想起母亲对她那美好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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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选择绝非一劳永逸，影片末尾，当亨利向安娜说明已经接受宫廷任命，并打算于秋天去斯德哥尔摩上任时，安娜却令人心碎地发问：“但是，我们能够彼此谅解吗？”安娜的发问其实是由于她对彼此个性的透彻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亨利的让步并不表示他的信仰和性格的转变，他仍会独断专行、仍会不习惯梦一样温馨的家庭生活、仍会不关心安娜的感受，而安娜的个体权利也不会允许她逆来顺受。往后的日子仍会有一次次这样的争吵，龌龊和伤害，表面弥合的伤口即使能够被谅解、遗忘,也还是会被一次次狠狠地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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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怨恨个性与上帝信仰的结合是灾难性的，前者不但导致了他的嫉妒心和报复心，而且再加上后者还导致了他身上明显的道德优越感及其所产生的独断专行。马克斯·舍勒曾给怨恨定义：“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式的心灵自我毒害。”（语出马克斯·舍勒的《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1997年版第7页“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且不去论及其发生缘由及生长形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翻书（用怨恨式伦理来分析当前中国地下音乐运动也许会是个颇为有效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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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话语系统总是隔三差五地炮制出一个个道德明星，无论是虚构的文艺作品里的，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真人真事，其精神动力总是无一例外地被整合到对政党国家民族人民的热爱上面。究其缘由，正如刘小枫所说：“政党意识形态与代议制度结构中的政党理念不同，后者并不与社会伦理、宗教信仰和国家机器一体化，政党理念锚在政党政治的功能范围内。政党理念之意识形态化意味着，不仅把其政治理念上升为历史中的神圣真理，成为一种信仰，而且与统治权力和社会的制度性建制一体化。”而国家化的政党伦理指的是：“在该政党取得国家权力之后，该政党的伦理转化为规约社会中所有成员的伦理，成为社会日常的伦理，使社会日常伦理成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延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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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背叛》本该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古装melodrama，不玩弄类型，不徒求新颖，没有浓妆艳抹的情景和情绪。但伯格曼细腻深情的笔触成全了微妙的人物情感细节，导演隐忍庄重的讲述为情节注入触动人心的力量，这样的结合，达到了一种神奇的浸润式效果。节奏不拖沓，钢琴配乐稀疏得恰到好处，摄影机在室内基本处于静止，人物角色交替出现在中景、近景和特写中，油画般平衡唯美的构图。